殷小明 摄
吴小平 摄
“海上丝绸之路”萌芽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汉,兴于唐宋,转变于明清,是已知最古老的海上航线,是古代中国与外国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也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
南宋至明代永乐年间是“海上丝绸之路”最繁忙、贸易规模最庞大的时期。龙泉青瓷自北宋以来,特别是南宋后期到明中期,作为当时最主要的贸易产品,参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海上贸易活动,为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推动世界进步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龙泉窑生产历史悠久,是宋代八大窑系之一。1976年查田下堡出土的南宋永初元年墓葬品中有“鸡首壶”等8件灰胎青黄釉青瓷,这些瓷器应当是龙泉青瓷的早期产品,说明早在三国两晋时期龙泉地区就已经开始零星烧制青瓷。
自唐末五季之乱,北方战乱不断,大量北方士人迁入龙泉瓯江沿岸的盆谷间。成书于北宋元丰年间的《元丰九域志》已称龙泉为望县。迁入龙泉的大部分人来自中原或自中原经浙北、浙东余姚一带。如管氏唐末自金陵(今南京)经江浙迁入龙泉石马岗、季氏受钱王命守栝苍始迁龙泉蜚溪、吴氏唐末自余姚始迁龙泉松源乡以及鲍氏唐末自余姚始迁龙泉黄南。也是在这一时期,龙泉窑开始了规模化的烧制,特别是自余姚迁到黄南鲍家庄的鲍氏与钱越王朝关系密切。
据明成化《处州府志》记载,鲍彪为“忠壮公君福之裔”。这一家族对龙泉青瓷的发展影响巨大,近年来就发现不少带鲍氏铭文的瓷片。1988年上林湖荷花芯唐代窑址出土一个环形垫圈,上有铭文:“美头人鲍五郎者用烧官物,不得滥将恶用。”这证明余姚鲍氏一族早在唐代就参与到了官窑的烧制当中,可见鲍氏有烧制官窑的家族传统,再加上龙泉当地优质的瓷土资源,利用家族优势在龙泉设立官窑烧制青瓷并将其进贡吴越钱氏也是很自然的事。庄绰《鸡肋编》对此就有相关记载:“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近年出土的一件淡青釉罐,其外壁釉下写着“天福元年,重修窑炉,试烧官物,大吉”字样,这也证明了五代确实有官窑烧制,这一时期也是龙泉窑规模化生产青瓷的初期。
到了两宋时期,龙泉士大夫阶层处于形成初期,富有文化底蕴的仕宦家族对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窑等地发现的张氏新窑、叶宅新窑和窑匠李氏、管氏、何氏、姚氏、季氏等相关铭文说明龙泉各世家大族都有参与到青瓷产销当中。这也是龙泉青瓷在宋代快速形成自身特色、大规模生产形成世界影响力并成为著名窑系的重要原因。
随着这批士大夫阶层的发展,以龙泉为基地,外出仕宦通过其影响力和家族实力也增加了青瓷的影响力,快速扩大了青瓷贸易的范围并开始将青瓷销往海外。近代以来,在非洲、中东等地相继出土了大量五代时期的青瓷碎片,这当中就有部分与越窑高度相似的龙泉青瓷。
到了北宋时期,龙泉窑海外贸易已经遍布东南亚和非洲地区,如菲律宾出土的北宋多管瓶,东非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北宋刻划花碗、荷花碗。因为贸易量的增加,原本“暗崖积石,相蹙成滩,舟行崎岖,动辄破碎,盖尝变色而惴栗,失声而叫号”的龙泉溪已经不能满足青瓷贸易需求。北宋元祐七年(1092),龙泉县令邱括主持疏浚龙泉溪,历时6个月,治滩八十余,终使河道畅通,“尽成安流,舟昼夜行,无复激射覆溺之虞”。至此,龙泉溪终于成了当时温处间的“高速公路”,通航能力极大提高,青瓷贸易量随之成倍增加。
到了南宋至明初,龙泉窑的烧制技艺和规模达到空前的高度,瓯江两岸烟火林立,龙泉境内窑址达390多处,龙泉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瓷器制造中心,瓷窑遍布金村、小梅、官桥、查田、茶丰、道太、安仁等瓯江两岸的码头。龙泉也承担了当时对外运输的重任,瓯江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盛况持续了数百年。在北宋早期至南宋晚期到明中后期约600年的时间里,龙泉窑一直是全国最大的瓷器出口基地,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内陆起始地。
近年来,太仓海运仓遗址、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福建和宁波等地考古发掘都出土了大量的青瓷碎片。在新安沉船、南海一号沉船以及福建、东南亚等多地沉船考古发掘中均发现大量龙泉窑青瓷产品,占比高的达70%-80%。明初朝廷实行海禁政策,虽然通过朝贡体制可以与琉球、占城等进行朝贡互市,很多东南亚国家通过琉球中转进行青瓷贸易,但近乎配额制的朝贡贸易根本满足不了全球对龙泉青瓷的需求,琉球使者来华期间甚至还冒着危险,私自到龙泉购买青瓷,如明永乐二年(1404)就有使者“私赍白金诣处州市磁器”。
可以说龙泉窑于北宋至明中后期约600年里,在全球瓷器生产与贸易中占绝对优势,甚至因为贸易交流带动了技术交流,东南亚、中东等地制瓷业也受到龙泉窑深刻的影响。
作为当地与朝廷税收的重要来源,当时地方政府也相当重视龙泉青瓷,特别是在朝贡互市的洪武年间,政府深度介入青瓷航运管理。如《处州府志》载:“韩时中,洪武末同知,廉洁公平。督运海舟青器,措置得宜,民心悦服。”这说明当时的青瓷航运不是由龙泉管理,而是直接由处州府的副手同知管辖,管理级别之高说明当时地方政府对青瓷贸易的重视。即使在龙泉青瓷没落的明成化年间,龙泉窑冶税收还有钞13777锭2贯775文、铜钱137976文,是当时龙泉比较盛行的铅冶课税的23倍多,从中也可以看出其财富创造力。
海量的贸易也给当地创造了巨额的财富,金村、大窑、小梅、大梅、黄南一带人口稠密,文化昌盛。大梅等地一直流传着十里长街的传说。
在宋代至明初,从官桥码头到大梅,一直到大窑,一路进去都是房子,街道足有十多里,家家户户都在门前挂着灯笼,从侧面印证了当时的繁华。传说当时的大窑出了一个娘娘,乘船回娘家,舟行至官桥码头已是夜晚,娘娘与随行人员正是就着灯笼灯光走到大窑的。随行的惊异于如此偏远的山区怎么还会有如此繁华的城市,纷纷赞叹不已。
对大窑至官桥一带古村落遗址细致的田野调查证明,这一时期有大小村落遗址数十处,当时人口甚至多于当代。每一处古村遗址都有大量远超生活需求的宋至明时期青瓷器堆积,特别是大梅古村瓷片堆积甚多,说明青瓷的生产与贸易绝不仅仅限于金村、大窑等窑厂,在当时青瓷业是全域性的,有从事烧制、金融、贸易和运输等工作的大量人员参与到各个环节当中。
龙泉青瓷创造的巨量财富为当地文化带来了空前繁荣,南乡的小梅、查田等地寺庙密集,仅在大梅周边就有寺庙6座;豪门世家也非常多,如黄南鲍氏、蜚溪季氏、大窑姚氏、小梅叶氏等,涌现出叶适、鲍彪、鲍由、鲍瀚之、杨载等历史名人。可以说古代的大窑就类似当代的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不仅给龙泉带来了文化繁荣,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出口产品生产地,也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来源 《浙江文史记忆·龙泉卷》
作者 叶金军